作者：李静 赵宇琦

委托撰写单位：广东商标协会

一、巴纳拉斯纱丽的基本情况

印度著名的巴纳拉斯纱丽（Banaras Brocades and Sarees），2009年9月注册为印度地理标志产品，主要原材料（丝绸）必须具有最高的品质，但根据其申请书中的产品规格（product specifications），它的原材料丝绸可以来自国内外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卡纳塔克邦、克什米尔、中国和日本），这些地区与纱丽的产地没有严格的联系，纱丽的独特性主要来自当地工匠几个世纪以来的专业知识。再如，根据印度地理标志的第46号申请的表述，克什米尔羊绒披肩（Kashmir Pashmina）与其来源地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专门技术、编织方式以及本地的可用材料来建立的，并未详细说明其主要的原材料（羊绒）的来源地。

巴纳拉斯纱丽出现在莫卧儿时代，当时穆斯林工匠和工匠选择巴纳拉斯作为与他们的文化完美结合的住所，并开始编织丝绸巴纳拉斯纱丽。还值得注意的是，织布工早期专注于棉织，并在 14 世纪后转向丝织。他们还专门从事锦缎织造。它是一种通过在经纱之间插入图案线 (Zari) 来创建图案的纺织品。Zari 锦缎使用金银线打造出闪闪发光的浮雕图案外观。

二、巴纳拉斯纱丽的独特性

巴纳拉斯纱丽面料是一种奢华的面料，在全国范围内作为庆典服装穿着。设计精美，带有凸起的图案，使此类织物具有吸引人的外观。锦缎织物通常具有通常在编织过程中引入的花卉或几何图案。其面料面通常有缎纹或斜纹组织。这种织物广泛用于晚礼服、窗帘和室内装潢。这种面料专用于优雅的装饰和更正式的场合，它也是由具有高光泽的面料制成的。最初，在引入这种面料时，当地工匠采用了某些传统图案，如太阳、动物、植物和月亮。巴纳拉斯纱丽的优雅边框，让它看起来很丰富。当编织一件普通的丝绸纱丽时，纬线缠绕在经线上，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最后。而在巴纳拉斯纱丽中，一组额外的带有金线和银线的纬线与基本线编织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图案。Zari 在纱丽的正常编织之间工作，形成复杂的图案。这种纱丽是手工编织的，使用传统的织布机来促进它们的创作。

巴纳拉斯纱丽在所有场合都受到所有年龄段女性青睐。

三、印度保护巴纳拉斯纱丽的法律制度

手工业部门在印度的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它为印度的就业以及出口创收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1991年的全球化使得许多印度手工艺品开始面临来自于价格更低廉的工业化生产产品的竞争，为了保存本地产品和国家文化遗产，印度将地理标志作为保护印度手工艺品的知识产权工具，因为地理标志可以识别生产地，并且可以在工匠与产品的独特质量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激励工匠保护本地文化。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农业大国，印度一直存在着许多有潜力的地理标志产品。由于印度本国的传统商品以及传统知识持续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威胁，印度选择了对地理标志保护力度最强的专门法保护模式，分别于1999年制定了《商品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法》（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Goods (Registration and Protection) Act, 1999,下简称“印度地理标志法”），于2002年制定了《商品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规则》（Th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of Goods (Registration and Protection) Rules, 2002,下简称“印度地理标志规则”）。而且根据法律规定设立了管辖全国的地理标志注册处，负责地理标志的确权与维权工作。印度的现行地理标志法律体系完备，是亚洲地理标志保护最具代表性的国家。

手工艺品是印度地理标志法的主要保护对象。截至2020年8月的数据显示，除去17个外国地理标志产品，在印度本国已注册的地理标志产品中，手工艺品约占61%，农产品约占32%，制成品、食品与天然产品约占7%。这是因为，印度拥有数百年悠久的手工业传统，手工业是仅次于农业的第二大就业来源，在出口经济中占很大比例，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印度政府纺织部《2017-2018年报》中指出，手工业的就业人数为688.6万人。其中，男性工匠300.25万，女性工匠386.1万。2016-2017年度印度的手工艺品产值为469.3亿卢比，出口值为34394.3千万卢比。手工业不仅为农村居民提供了生计，而且代表了印度的文化自豪感。

四、巴纳拉斯纱丽保护中的政府参与

印度商务部2001年的文件中指出，地理标志通过保护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在维护民族身份与民族自豪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观点似乎表明了为何印度地理标志如此重视对于手工艺品的保护——手工艺品本身就是传统知识的载体。而保护传统知识不应仅局限于传统知识本身，更须值得重视的是其传承主体，也就是说在地理标志的保护体系内，保护生产者利益是加强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的重要手段。因此，保护生产者利益的理念始终贯穿印度的地理标志保护法，对于手工艺产品保护的特殊性则主要体现在了地理标志的确权阶段。

在印度，不论为手工艺品提供专门法保护受到何种理论攻击，印度在地理标志法制定之初就坚定不移地推动手工艺品保护，对于地理标志这一“舶来”制度，印度并未对其理论基础予以全盘接收，而是在满足本国利益需求的基础之上构建了手工艺品地理标志的地域关联性，认可“人文因素”作为构建地域关联性的重要地理因素，通过对地理标志采取了类似PGI的定义方式，将手工艺品纳入了专门法保护范围。如上所述，“风土”本身即是一个含义内容丰富且复杂的概念，实际上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对“风土”的不同理解。有人指出，“风土”是空间和生态概念，是指“将生产者的历史、社会组织、生产活动以及农业实践联系起来，使得传统知识与生产实践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因此，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习俗与知识对产品的特定质量以及自然环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理解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印度所构建的地域关联性观念的合理性，即地理标志的地域关联性并非只是来源于人文因素与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在社区长期发展过程中，特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具有地域特征的生产实践活动，而生产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对自然以及生态产生了有利影响，在此过程中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互作用，最终通过人的生产实践活动赋予了产品以特殊性质。

此外，印度与欧盟在探索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保护进程中所产生的担忧相反的是，印度认为即使有才华的人们迁徙，在地理标志制度的保护之下，文化根源更可以经受住时间的流逝和工业化的考验。印度作为“旧世界”国家阵营中保护手工艺品地理标志的典型代表，其保护历史由来已久，实践经验丰富，为手工艺品保护与地理标志制度的融合提供了范本。

五、印欧自贸协定与印度手工艺品发展

尽管印度与欧盟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是关于地理标志的互认互保，欧盟与印度长期以来存在巨大分歧。就地理标志保护范围而言，印度的地理标志立法所涵盖的产品类别十分丰富，并且多为手工艺品地理标志。而欧盟虽然始终致力于提高地理标志国际保护强度，寻求地理标志国际立法的统一，但是对于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的态度却十分模糊。为了保护高质量的欧洲传统产品的声誉，欧盟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以保护农产品和食品、葡萄酒以及烈酒，使得受到专门法保护的地理标志享有最高的保护水平（即绝对保护或防止混淆和稀释），而通过其他系统保护的地理标志则享有较低的保护水平（即相对保护或防止混淆）。为了照顾各成员国的不同做法，在欧盟的农产品和食品地理标志保护体系中同时存在着两个地理标志相关的概念，即“受保护的原产地名称”（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PDO）与“受保护的地理标志”（Protected Geographical Indication,PGI）。同时，欧盟始终坚持推动地理标志扩大保护与多边注册体系，其目的也在于为欧洲传统农产品的地理名称提供一个全球保护体系，而并非为手工艺品（非农产品）提供更高级别的保护。然而，当前印度在欧盟已获得注册的地理标志产品仅有三个（Kangra Tea、Darjeeling、Basmati）且全部为PGI，这意味着印度仍有大量的地理标志产品（包括手工艺品）无法在欧盟及其成员国境内获得专门法保护。这一分歧同样体现在了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之中。具体可见于2010年7月双方发布的一项《为准备在2010年7月12日就知识产权讨论准备的合并提案》（下简称《提案》）中。该《提案》的第9条就地理标志互认互保作出了规定。第9条第1款指出，地理标志获得该条约保护的前提是在缔约双方所指定的法律制度中（即《商品地理标志（注册和保护）法（1999）》与欧盟第510/2006号条例）同时得以注册。然而这对于印度而言显然是不公平的。欧盟与印度关于手工艺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分歧将排除大量的印度手工艺品获得该双边协定保护的权利，使得印——欧自贸协定的知识产权谈判受到了严重阻碍。

印欧自贸协定的达成将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双方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政治方面，有助于建立印度在地区内的领导地位及其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定位，提升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在经济方面，自贸协定将提升双方的贸易和投资流动，是互惠互利之举。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何印欧谈判搁置多年后又于2020年得以重启。鉴于地理标志对于印度手工艺品保护的重要程度，欧盟若想进一步推进双方与地理标志保护有关的谈判的进程，就必须直面如何建立非农产品的专门法保护体系的问题。此外，尽管印欧双边协定仍处于谈判过程中，但是我国与欧盟的地理标志保护与合作协定已尘埃落定。在该协议中明确规定，双方同意在考虑双方立法发展的情况下，在本协定生效后，考虑将本协定覆盖的地理标志范围延伸至第二条所列各项法律规定的范围并未覆盖的地理标志类别，特别是手工艺品。缔约双方必须在该协议生效后两年内审查在扩大该协议的保护范围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于此后每两年审查一次。这也给欧盟施加了一定的政治压力，使得欧盟不得不加速推进采用专门的立法框架来保护非农产品的进程。